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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家 | 专访中科院院士汪品先:科学要有大视野

2019/9/11 18:45:37

独家 | 专访中科院院士汪品先:科学要有大视野

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,1999年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中国人首次设计主持的国际大洋钻探,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,汪品先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。

他热爱海洋科学:“学科发展就像开车,现在就是‘弯道超车’的最好时机。”

他也思考科研现状:“科学要有大视野。中国有如此大的队伍和投入,应该要有勇气和魄力问鼎学术顶峰。” 

办公室是汪品先的大半个家,就算晚上10点打电话过去,一拨便通。

80岁,该颐养天年了吧?但没想到,这位推动中国深海研究的先行者、国际大洋钻探第一位中国首席科学家,会在退休后迎来学术上的黄金期。

对于汪品先来说,“年轻时有的事情想做做不成,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”。他开玩笑地说:“别人是博士后,我是院士后。”因为自认为“有点分量”的工作,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做的,“到了晚年,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学术富矿”。

大洋钻探、南海深部计划、海底观测网……亲历的那些“大事”,尽融于他的那句话:“一个人一生经历的幅度,才是这个人的价值。否则一根直线平平的,太没意思了。” 


与其搬到火星上,
不如想办法开发海洋

 

最近,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又有了新进展:明年2月7日,南海的第三次大洋钻探就要开始。

对汪品先来说,这是一个期盼中的好消息———我们离“深不可测”的海底世界又近了一步。

事实上,人类进入深海只有几十年,其中,大洋钻探是深海探测的重头戏。由于隔了巨厚的水层,人们对深海海底地形的了解,还赶不上月球表面,甚至赶不上火星。

殊不知,海洋为我们贡献了约50%的氧气,它不仅是地球气候的主要控制因素,还为20多亿人提供了食物来源。

自古以来,海洋开发无非是“渔盐之利,舟楫之便”,都是从外部利用海洋。当代的趋势,却是进入海洋内部,深入到海底去开发。

目前,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逐渐重视,争夺也日益激烈。而汪品先探究和守望半个多世纪的,正是这片蕴藏着无尽宝藏的战略领域。

 

上观新闻:近年来,世界各国对海洋的投入不断增加,海洋产业范围不断扩大,海洋事业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。是不是可以说,人类正在进入“海洋时代”?

 

汪品先:人类和海洋的关系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。第一次是15、16世纪“地理大发现”时期,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,对世界的探索在横向上不断发展。但那时海洋只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载体,而本身并非目标。

 

第二次就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几十年,人类从海面走向了海底,这是纵向上的发展,产生的变化就大了。陆地上的资源趋向枯竭,而海洋开发的前景已初露端倪。与其搬到火星上,不如想办法开发海洋。

 

上观新闻:人类长期以来接触的只是海洋表面的一部分,对深水和海底几乎一无所知。这又是为何?

 

汪品先:可以做个比较:陆地最高的珠穆朗玛峰8800多米,而海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却有11000米。到目前为止,有3000多人登顶珠峰,400多人进入太空,12人登上月球,但是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,只有3人。
不过开发深海并不容易,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人类下海的本事还不如上天。

 

上观新闻:所以,深海技术和航天技术一样都属于尖端技术。

 

汪品先:探索深海的技术主要有“三深”:深潜、深钻和深网。

 

“深潜”有多种设备,“蛟龙号”是载人的,还有更多不载人的深潜器。

 

“深钻”就是大洋钻探,各国正在通过国际计划合作进行,明年南海就有四个月的大洋钻探,钻探船最后将停在临港。

 

“深网”指海底观测系统,将各种仪器放入深海底,通过光电缆连接上岸,对海底进行长时期的实时原位观测。而人们在海底建设观测网,就相当于在海底设置气象站和实验室。我们把这比喻为海洋科学的革命,有了观测网常驻海底,科学家就能从海洋内部研究海洋。我国也已经立项,在南海和东海建设海底观测系统。

 

学科发展就像开车,
现在就是“弯道超车”的最好时机

 

近代中国的落后,正是从海洋开始的:1840年的鸦片战争、1894年的甲午战争、1900年与八国联军的战争,都是首先败在海上。

在发展海洋事业、迈向海洋大国的征途上,我们一直在寻觅“够分量”的历史性机遇。

1999年,汪品先终于迎来了参与“国际大洋钻探计划”的机会。该航次在南海实施,汪品先是首席科学家。

“走的时候,我跟老伴说,能活着回来就算赢。” 汪品先当时已年过六旬,承受着极大的压力,但经过两个月的海上作业,终于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,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:在南海的南北深水区6个站位完成钻井17口,取得高质量的连续岩芯5500米,还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了3200万年以来的深海记录。

汪品先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,在南沙海域,当第一口井开钻的时候,美国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时的场景,“那个意义,超出了科学的范畴”。

从那次大洋钻探开始,深海基础研究在我国逐步提上日程,为海洋科学呼吁了20多年的汪品先,感到如鱼得水,“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”。

 

上观新闻:梁启超曾经说过,“哥伦布以后,有无量数之哥伦布,维哥达嘉马以后,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。而我则郑和以后,竟无第二之郑和。”在郑和下西洋的600多年后,我们不应回避这样一个问题: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?

 

汪品先:中国的海洋曾经辉煌过,但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,我们严重缺乏海洋意识。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为了宣扬大明帝国的伟大,这种政治性的航海模式是向海里“撒钱”,是不可能持续的,而哥伦布完全不同,他们有强烈的经济目的,开拓殖民地,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。

 

其实郑和下西洋是海军的行为,朱元璋规定“片板不准下海”,老百姓的航海还是被禁止的,并没有开放。远洋航海的个例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,但都不是主流文化,冒一下很快就会被压下去。航海在华夏文明中属于出格的行为,这就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。我不能说哪种文明好,但我觉得中国在海上吃的亏不应该忘记,我们确实应该醒过来,激活我们长期沉睡的海洋意识。

 

上观新闻:您觉得中国强势的大陆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洋文明?

 

汪品先:确实如此,不仅是军事、经济,连文化方面也是一样。中国很多经典著作里都有对深海龙宫的描写,基本上都和在陆地上差不多,能在水里照样倒茶喝酒,居然还能在海底放火,有一点海洋知识的人都知道海底的东西是烧不起来的。中国神话里面的海洋都是没有水的,把陆地搬到海底去,这是因为我们的神话建立在对海洋想象的基础之上。这和西方的爱琴海文化恰成对比,从希腊神话里的舍伦女妖,到凡尔纳的“海底两万里”,没有海洋经历的人是想不出来的。

 

纵观历史,华夏文明里海洋始终只是插曲和补充,难以形成主流。这注定了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、走向海洋的壮举,却只能昙花一现。

 

上观新闻:您提到,如今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,如何理解这个“最好时机”?

 

汪品先:最强的感触来自国外。几年前,我去日本参加一个海洋研究的国际研讨会,会议议程还没结束,因为工作安排我要提前回国。负责召集会议的澳大利亚科学家拦住我说:“你先别走,13亿人的意见还没有表达呢!”

 

实事求是地说,现在的国际海洋研究如果中国不出手,有很多事情是完成不了的。有的人听了可能会觉得我“自我感觉良好”,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比如,大洋钻探,2014年,我国实现了南海的第二次大洋钻探、国际大洋发现计划349航次;2017年,南海又有367和368两个航次,都是在我国科学家设计和主持下实施的,这都是以前不敢想的,也是为数不多的国家能够做到的。关键在于实力,投入经费的实力和科学水平的实力。

 

在我看来,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,中国政府支持海洋探测的力度空前,科研队伍也快速壮大,有这么好的条件,就得有好的思路去做。一个学科的发展就像开车,现在就是“弯道超车”的最好时机。

 

上观新闻:从“有土斯有财”,跨越到“有海斯有财”,这条路应该怎么走?

 

汪品先: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,一是指我们要在新领域上“超车”。刚才说的海底观测系统,就是海洋科学改朝换代的新方向,发达国家都感到有困难,我们就更要“知难而进”,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国家一起去探索、去建设,在开始阶段就占有一席之地。

 

还有另一层意思———目前我们在深海很多领域是领不了头的,但我们可不可以冲到前面去呢?比如当一回东道主,把世界一流的专家都召集起来,这样就看到了世界深海科技的发展趋势,就有了话语权,而不是一味跟在人家后面走。海洋本身就是博大开放的,我们要做好主人把人家请进来,而不是封闭起来搞发展。

 

一旦科学阉割了文化,
剩下的只是“为稻粱谋”

 

一谈到海洋问题,汪品先就打开了话匣子,仿佛坐在你面前的不是某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,而是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。

听过汪品先上课或演讲的人,都会对他广博的学识印象深刻,只要和他稍作交谈就更不难发现,他绝不只有严谨的理科思维,为说明一个高深的专业知识,他常常引经据典、俯瞰寰宇。说到高兴时,对中国思想、哲学,也能讲出门道。

研究科学的同时,还热衷文化。在汪品先看来,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,科学家更能洞察自然界的美、感受文化的魅力。

 

上观新闻:晚清洋务派提倡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“西学”指的就是科技,要用的只是其物质方面;新文化运动提倡“赛先生”,把科学看作文化革新的内容,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作用。而如今,我们一提到科学,首先想到的是科技,是其物质的一面,似乎忽略了它在文化方面、精神方面的属性。

 

汪品先:从历史上看,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的,甚至有人说创立现代科学的不是牛顿,而是达·芬奇。许多国家设有“科学与艺术院”,把两者放在一起。我国不然,从今天的科学院到高考,都是文理分家。其实科学和艺术是有共同点的,那就是创造思维、创新冲动。一旦科学阉割了文化,剩下的只是“为稻粱谋”。

 

我一直认为,科学具有两重性———科研的果实是生产力,而且是第一生产力;科研的土壤是文化,而且是先进文化。现在对果实是重视了,只是嫌它熟得太慢;对土壤却没有兴趣,结果土质变坏了什么果子都长不出来。在传播科学文化、改良科学土壤方面,我们这些人就有着不容推诿的责任。

 

上观新闻:这片科学的土壤,应该如何培养、如何改良?

 

汪品先:要促进科学与文化的结合,其实我们也没有少花力气,包括艺术家为院士画肖像,科学家登台唱戏,但效果并不理想,因为没有击中要害。应该深思的是: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缺少了什么,才导致这种科学和文化的断层?

 

《阿凡达》的导演卡梅隆,两年前用自费建造的深潜器下到深海一万米,创造了单人下潜的世界纪录;译成40种语言的《万物简史》,作者布莱森不是科学家,但能生动细致地告诉你大科学家们当年怎样创新。相比之下,我们恐怕缺了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构筑桥梁的人,缺了在钻研自己科学问题的同时又有兴致走出象牙塔、用聊天的口吻和大众对话的科学家,也缺乏有耐心深入了解科学内涵,然后用常人能理解的口气表达科学真谛的科学记者和科普作家。

 

当然还有政策,发达国家评估大型科学计划或研究机构,有一项标准叫“教育与普及”,要向纳税人交代自己的工作,我国是不是也应该引进,去弥合科学和文化间的断层?

 

上观新闻:如果科学与文化之间出现断裂,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?

 

汪品先:会造成科学界生态环境的恶化。这种恶化指两点:一是过分强调物质驱动而忽视精神驱动———比如好奇心、成就感的作用,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层面;二是创新思想的活跃程度过低。其实这还是文化上的问题,几千年“为圣人立言”的传统教育,几十年“枪打出头鸟”的生活教训,造成了学术圈里一些“说套话”、“随大流”的不良风气,这是创新思维的障碍。我们提倡科学的创新文化,目的就是想改善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。 

 

科学要有大视野,
研究一个问题,就要到源头上去看

 

很多人知道汪品先,不仅仅因为他在海洋领域所做的贡献,还因为一则“汪品先炮轰院士制度”的新闻。他曾在一次科技论坛上,从“为圣人立言”的应试教育谈到对我国院士制度的看法,为我国科学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大声疾呼。

这次发言只是汪品先对中国科研诸多谏言的其中之一。当选过2届全国人大代表、3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他,聊过“克服科技创新的文化障碍”,讲过“科研道德的文化根基”,也谈过“科研不是竞技”、“科技创新路上谨防三种‘流行病’”……

每次赴京开全国“两会”,他都会做些准备,想好一些要说的话。他曾经坦言:“既然大家信任我,给了我这张‘票’,那我是要用的,而且会尽量用好。我不是专门来拍手的。”

出于强烈的责任感,他一直在坚持:“我的主张是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影响更多的人。中国科学的发展方向是好的,但其中的问题也绝不能忽视。”

 

上观新闻:言谈之间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忧虑,对于科学界,现在您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?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?

 

汪品先:还是科学教育的问题,科学历史上的许多学术突破,靠的就是博士生的学位论文。学生有新的想法找老师,或者老师有想法找学生来做,做不完不要紧,工作一段时间回来再干,经过多年苦攻,一亮相就获得满堂彩,这就是学科创新。虽然在国外这样的比例也并不算高,但我们国家却几乎没有。

 

我们现在的博士生,其实是大学生涯的延长,等于大学七年级、八年级,先是应付学位考试,后来又应付SCI论文,学习年限也是死的,过了期连宿舍、助学金都没了。大部分学生也是考过一年升一级,直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。这些似乎也无可厚非,但是我们太需要对科学有兴趣、对科研有自己想法的学生了。

 

上观新闻:近年来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力提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,置身其中,您有何感受?

 

汪品先:这些年,从政府到单位都重视学风,成立了各种学术道德机构,发过各种文件,还给学生开课,但学风还是没有大的改善。比如说各种有关学术的评选活动,从选院士、杰青(杰出青年),到评奖、评项目,给评委“打招呼”已经成了普遍现象,有的候选人没人去为他“打招呼”,居然被认为不正常、被怀疑“有问题”,这实在令人费解。

 

现在头衔和金钱的作用太大,一些单位为了推杰青、推院士绞尽脑汁,一旦选上了,待遇、身份都变了,甚至人都变了。这种把头衔看得太重的风气,总的来说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。院士、杰青就一定比不是院士、不是杰青的强?发表了3篇文章的,就一定比发表2篇的强?正因为缺乏诚信,把不可定量的评价标准定量化,鼓励人们去搞“院士工程”、追求SCI论文数量,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,学风只能更坏。

 

上观新闻:您曾经指出,现在国内科研大部分的情况是,从西方科技界得到题目、买来仪器,最后论文也发表在西方的学术期刊上,而我们只是他们的“外包工”。如何不做“外包工”,自己做自己的“老板”?

 

汪品先:我们将来回顾时一定会发现:现在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。当今世界经济并不景气,没有一个国家能为科学研究作这么大的投入,没有一个国家从学生家长到国家领导人,对教育这样重视。但是,科研和金钱的关系不是线性的,有的是因为钱太少,科研做不好;有的则是因为钱太多,科研也做不好。

 

为什么钱多反而搞不好科研?一种情况是因为横向项目收入高,懒得去做艰苦的基础性课题;第二种情况是由于片面的科研奖励和恶性的高薪挖人,影响了学术风气,打击了刻苦踏实的研究者。

 

另外,如果想要在科研上做自己的“老板”,需要有大的视野。国际上的科学大家习惯从根源上想问题,而我们许多研究工作的视野不宽,只是跟着人家的题目走,根本不关心、甚至找不到源头在哪里。

 

上观新闻:事实上,抵达源头并不容易。

 

汪品先:所以我说科学要有大视野。研究一个问题,要到源头上去看: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?是谁提出的?根据是什么?追溯到源头上,可能发现的是一些很古老的事,大家都认为没错,其实恰恰就是这里出了问题,这才容易有大发现。而我们的大部分科学家只管自己项目的事情,你叫他怎么从源头上创新呢?
有一年,某国科学家组团来访问,有一位就说:“你们讨论的怎么都是美国大科学家讨论的问题?”我就反问他:“为什么不该你我来讨论呢?”中国有如此大的队伍和投入,应该要有勇气和魄力问鼎学术顶峰,抓住机遇,争取在新时期脱颖而出。


栏目主编:龚丹韵  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 图片编辑:徐佳敏